“黄帝”是谁？为啥要“拜祖”？
受疫情影响，今年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以“现场无嘉宾、无观众、无演员表演”的方式进行。同时，主办方推出了“全球华人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为主题的网上拜祖祈福平台。
然而，无论是以往的传统拜祖大典，还是今年的网拜新形式，似乎都呈现出“官热民冷”的现象，只有利益相关方在摇旗呐喊，普通民众则很少有参与。不信你看朋友圈，发拜祖style和换头像的，要么是组织者，要么是媒体人。
是因为活动设计本身不好玩，还是拜祖根本就没深入人心？且听郑说，来分析下“拜祖”背后的深层逻辑。
关于“拜祖大典”“三月三，拜轩辕”，相传是新郑当地民间的一项习俗。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才对黄帝的文化价值重视起来。
1992年，新郑开始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举办炎黄文化旅游节。2000年后，官办的拜祖大典成为该旅游节的重要事项。
自2006年（农历丙戌年）起，这项拜祖活动升格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办方也变成了省级。两年后，新郑黄帝拜祖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时至今日，不得不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正愈来愈大，在声势上甚至已经比肩公祭历史更久的黄陵祭祖。
但为什么官方如此重视、媒体如此关注的拜祖活动，普通民众参与感相对较弱呢？不妨先来看看到底啥是黄帝。
黄帝是史实还是传说？考古学里的“存在”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第一，要有文物证据。第二，同时期的文字资料有提及。
已知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这些文字涉及的历史最早到先商和大禹，再往前就没有了。现存成书比较早的史书《尚书》，从尧和舜的禅让讲起。所以，今人对黄帝的追根溯源，只能来自西周之后的文献资料。
据顾颉刚研究，《国语》中开始出现了对黄帝的描述。司马迁又依据《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文献，创作了《史记·五帝本纪》，但书中提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明显他对黄帝传说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另外，西晋盗墓贼发现的，魏襄王时期编年体史书中，也有对黄帝的详细记载。这本被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的书，正是从黄帝开始记载的：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但这种文字，一看就带有神话传说性质，不是记录史实。
民初学者刘师培，还根据《竹书纪年》等文献，推算出了公元前2717年为黄帝出生的日子，并发明了黄帝纪年。但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争议颇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只是把盘庚迁殷后的年表精确到个位。而精准算出比公元前1300年还要早1400多年的黄帝出生年份，又怎能让人信服呢？
所以严格来讲，作为个体的历史人物，黄帝是否存在至今难以考证。也有部分历史学家猜测，黄帝可能是指某个部落，或是几代氏族首领的集合称谓。
尽管没有史料佐证黄帝的真实存在，但关于黄帝的人格塑造和祭拜仪式，却由来已久。
为什么要祭拜黄帝？在历史长河中，黄帝在不同时期所承担的符号内涵，也有所不同。对他的祭拜，自然就有不同的目的和意图。
古代：血缘政治与合法性
宗教学者Charles Le Blanc从结构主义的角度重新检视黄帝神话，他归纳排比先秦两汉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各类记述，将之区分为三个不同的范畴：其一“仙话”式黄帝；其二为以黄帝为远古中国各族群共同祖源的“先祖”概念；其三则为对内“成命百物，明民共财”，对外挞伐苗蛮，征讨不庭的“圣王”形象。
在周人所造黄帝传说中，“先祖”与“圣王”这两层意义，特别受到强调，并且透过血缘的联系，紧密地结合为一体。盖周人姬姓，而黄帝虽为尧舜三代之共同始祖，然黄帝本人“以姬水成，故姓姬”。换言之，周人乃是黄帝的嫡系宗子，对旁支孽庶各族群的统治，有权威的道德合法性基础。
就此层面而言，周人所造黄帝传说或许可以定位为一种“血缘政治”的运作；而“黄帝”，自其创生伊始，就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黄帝既已转化而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自不免成为历代统治者亟欲攀附、垄断的“符号资源”。两汉之后，随着大一统帝国制度的确立，黄帝所具的政治性格日愈强烈，其为帝王典范的意涵也愈形显豁。
王莽篡汉，起九庙，首立“黄帝太初祖庙”，其庙规制闳大，“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兹后各朝大体遵其矩矱，立庙奉祀，祭飨不绝。
唐代宗大历年间，复于黄陵所在地——坊州(今陕西黄陵县) 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宋元两代，时有修庙、祭陵之举。降及明清，黄帝祭礼，尤为崇隆，“春秋有时祭，三年有大祭”。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以迄清宣宗道光30年(1850)五百年间，仅朝廷遣专使致祭，并有祭文流传可考者即近四十次 。
凡新帝嗣位改元，例必遣使御祭，以告正始；他如先皇配享圆丘、太后升祔太庙、皇帝或太后万寿、废立皇太子，乃至黄淮工程竣工、战役告捷等等，亦屡有祭陵之举。透过这一连串的仪式行为，历代君主遂与黄帝建立起一套虚拟性的“政治血缘”，从而将黄帝“夺占”为皇室专属的世系祖源。
可见，至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黄帝”大体上只是现实政治权威的另一象征，只是“皇统”的一个组成要素。至于流传民间的黄帝传说，则以“仙话”的形式，构成另外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
近代：国族的建构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官式的“黄帝”论述结构，出现了急剧变化。
1908年，同盟会于东京遥祭黄陵，返顾秦汉以来史事，便说：“我民族屡蹶屡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重振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
1935年中国KMT推派中央执监委张继、邵元冲，“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辕轩氏之灵”，祭文中除追怀先祖“创业之耿光大烈”外，反复矢言“力排艰险，以复我疆园，保我族类”。
1937年中·共陜西苏维埃政府遣派林祖涵代表苏区人民，致祭黄陵，并宣读苏区主席毛、抗日红军总司令朱所撰祭文，文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冑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以上所引各政治团体的官方宣示，尽管彼此利益相左、意识形态悬殊，所欲达成的政治目标也不尽相同，却仍有着基本的雷同之处：在这些文本之中，“黄帝”虽依旧维持其固有的“先祖”地位，却已不再是一朝一姓专属的祖源，而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正是在“国族化”的历程之下，晚清以来，黄帝被正式界定为《民报》黄帝像下所标示的“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被转化为中国国族认同的历史符号。
颇有意思的是，中国近代的“黄帝”，是以出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后来成为汉族的原始部落民千里迢迢迁至中国的英雄姿态出现的。从《江苏》《国粹学报》《黄帝魂》《民报》等刊物登载的黄帝画像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浓眉大眼有络腮胡的西方人面孔。
但这不妨碍无数个别的“中国人”藉由黄帝的中介，透过“血缘”的联系，跻身“国族”社群，共同抟成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整体。近代中国的国族想象，环绕着黄帝符号，终于孕育成形。
当代：统战、经济与文旅
受意识形态影响，当代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不需要再从“黄帝”这一符号中去探求。1949年之后，国家层面的拜祖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国家领导参与到地方政府举办的祭祖活动中去。但这大都是出于统战的诉求，因为“黄帝”是近代以来全球华人公认的祖先符号，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把海外华人华侨甚至两岸三地的嘉宾都请到内地，坐下来一起谈些事情。
进入九十年代，各地都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对黄帝的祭拜活动，自然也少不了相关经贸往来。拜祖大典被当成一个招商引资平台，每次拜祖之后，都能看到相关部门公布出“签约多少项目、投资额多少”的政绩。
近年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黄帝的文化旅游资源被重视起来。许多人都盯着这个“文化IP”，想利用拜祖活动、景区旅游、文创开发等媒介，打造一个大的文化产业链。
当然，从地方经济发展和品牌形象提升的角度讲，把“黄帝”和经济文旅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积极作为。
但一些人士却认为，要把“拜祖”上升到全民的高度，甚至有全国政协委员曾提出要恢复“黄帝纪年法”，这就有些无聊了。
“黄帝”这一传说中的历史符号，自诞生之日就被特殊阶层拿来利用。时至今日，虽然“炎黄子孙”“人文始祖”这些概念逐渐被认知，但“黄帝”毕竟距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太过遥远。
提到拜祖，有人并不认可这个虚拟的祖先，更倡导复兴宗祠文化，祭奠自己家族的先人。但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对旧传统的冲击，这种想象已无太多可能。
另一方面，在当今的语言体系里，有关黄帝的国族建构也与某些指导思想格格不入。任何把黄帝文化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应如何看待黄帝和拜祖首先，要认识到哪些是史实，哪些是传说。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祭拜活动是存在的，但是否有黄帝个体的存在，尚不可考。
其次，黄帝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确能够在全球华人中间形成认同感和凝聚力，也可以给地方带来经济和品牌效应，但祭拜只适用作为部分组织的仪式，不具有全民推广的价值。
最后，一般人完全可以接受娱乐化的黄帝，只要活动组织的有意思，把祭拜当成一个大party，其乐融融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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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蒙：80后，生于郑州管城唐子巷。“郑说”创始人，城市记录者，关注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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